政经大讲堂第十期(第11讲) | 杨其静: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地方政府间竞争
发文时间: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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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4日上午,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系列讲座第十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举行第11场讲座,邀请澳门威利斯人娱乐的杨其静教授作为主讲人,报告题目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地方政府间竞争”。

杨其静,澳门威利斯人娱乐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经济学,重点关注国家治理、公司金融与治理等问题,已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2部。代表作有《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市场、政府与企业: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思考》《特朗普当选,中国面临巨大挑战》。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三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杨其静教授首先强调,中国崛起固然有中国人民勤劳的原因,但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将民众组织动员起来,形成高效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事实上,现代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任何社会要想发展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动员资源用于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把支部建到连队、建到基层社会组织,这使得中国重新被组织化,而且是高度的组织化。在这种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享有政治权威,而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依赖于中央的价值取向和业绩考核。当然,一个强大的政府也可能滥用权力,因此国家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用和约束这种国家能力?

杨其静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属于发展型政府,强大组织能力主要用于国家工业化,尤其是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旗帜鲜明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围绕这个中心任务,中国政府一则采取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参与国际分工,而且在客观上还获得了一个能够促进内部改革的国家间竞争压力。二则,对内推行市场化改革而采取经济分权措施,不仅中央向地方分权,而且政府向社会分权,推动国企改革,逐步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并没有走这条道路,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此,Weingast和钱颖一等学者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保护市场联邦主义”的思想,强调中央向地方分权并由此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辖区间竞争是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力量。在这个体制中,一则,强大的中央政府选择市场经济方向、努力保证国内市场的统一,允许要素在辖区间流动;二则,中央政府把管理地方事务权力和责任下放给地方,并以经济增长业绩作为下级政府政治业绩的主要考核内容。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国模式。

在这种体制下,必然引起地方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纷纷向投资者提供帮助——良好的基础设施、大量的投资补贴、宽松的监管,甚至帮助企业逃避中央监管。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加入WTO之后,人口红利得以实现,而且产业还快速迭代。不过,坏处是地方政府很容易陷入招商引资竞争中陷入恶性的底线竞争(race-to-bottom)——环境污染、降低引资质量、产能过程。不仅如此,激烈的辖区间竞争还导致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危害社会稳定,甚至导致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的发展利益而阻碍某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在讲座中,杨其静教授还介绍了他们针对上述问题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比如,他们发现:一则,地方官员可能确实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排序的资格赛;二则,那些经济下滑程度大的城市会更积极的利用宏观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三则,城市政府之间会竞相以协议方式出让工业用地;四则,虽然协议出让工业用地会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和带来经济增长,但长期中却危害经济发展质量;五则,地方政府积极地将土地金融化,以此来扩大自己的融资能力,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投资和招商引资能力。于此同时,杨其静教授和合作者还发现:辖区间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不情愿执行中央的限制过剩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最后,杨其静教授还结合自己近期的研究,探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他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改革开放,走市场化和国际化道路;加强反腐的制度化假设,构建更健康的政企关系;努力实施竞争中性原则,防止金融市场放大所有制歧视而不利于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的活力;同时,加强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建设,促进产业升级。

总之,在不间断的三个小时讲座中,杨其静教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我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地方-地方关系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他的演讲引发热烈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