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贸易战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考
发文时间:2019-11-06

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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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人大组织了这样一场发展经济学的研讨会,而且是首届研讨会。我今天主要讲述发展经济学的特殊问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确实需要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问题不一定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

我先从中美贸易战说起。大家都知道中美贸易战,美国人真正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打压、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大家都在说“修昔底德陷阱”——雅典城邦崛起遇到了斯巴达老城邦的压制,二者必有一战,这是一个典型的发展问题,与中美贸易战一样。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后,我在学校讲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最终被中美贸易战证实了,证实了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经济增长本身不是发展,落后国家的增长才是发展。

第一,存在一个发展悖论。落后国家,处处不如人,要技术没技术、要资本没资本,人力资本也差,制度又不好,管理也不会,还要和发达国家趋同,就如同雅典追斯巴达、中国追美国。美国过去也追英国,日本也追美国。但是,你处处落后,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比发达国家快,怎么才能实现这样的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悖论。而且,如果落后国家没有这样的增长情况的话,便很难取得发展,因为这样不会与发达国家趋同——美国的经济增速是3%,你的增速也是增长3%,那么差距就永远存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增长3%,有的国家增长5%,但是这5%里面有2%是人口增长,结果总是缩小不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第二,增长快就意味着能够真正缩小差距,缩小差距的过程中,矛盾更加严重。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增长,什么叫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增长理论”,但为什么有了“增长理论”又要发展经济学?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发展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增长理论是一般性理论,是可以应用到所有国家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殊理论,是专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发展经济学,一般的说法是,增长只是物质水平的增长,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不能用社会发展代替经济发展。不是说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落后国家与落后相关的增长问题,都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这就说明,发展经济学必须是国际性的,必须在相互关系中讨论经济发展,必须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探讨增长问题,探讨自己独特的增长困境、增长优势、增长手段和增长渠道,而不是一般地讨论增长。

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增长理论,因为增长毕竟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经济学毕竟是增长经济学对于落后国家的应用和扩展,因此首先要把经济增长搞清楚。了解增长理论,就要了解增长的要素。增长的要素现在已经不单独是最早的劳动和资本了,而是劳动、教育、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物质资本中包含的技术等等。制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得制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另外,还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余额。对于余额,有人从技术上进行解释,而越来越多的人从制度改进上加以解释。实际上,我们要用这四个要素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增长要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落后国家要思考的是自己的增长要素和发达国家的增长要素有何差别。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是各种要素结构的制约,有劳动力但是教育水平低,有资源储备但物质基础差、缺乏资本,技术水平低,制度不完善等等。要注意观察在增长要素的结构方面,发达国家是什么样的,落后国家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落后国家就可以利用其要素禀赋。以“结构比较、落后比较”为特征,所谓的“国家差别”就是要素结构的差别,这就是“三层论”。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GDP收入;后来结构主义看到了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消费结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要素禀赋的结构,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要素禀赋的结构如何决定经济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已经长期存在了。大家去查一下埃奇沃思方盒,其中就提到了,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禀赋分配可以使价格结构发生完全,可以达到任何一种价格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之后,出现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假定可以分配禀赋、分配要素,让市场进行活动,根据市场的竞争、供求关系,最后得出的经济结构符合要素结构。后来有了欧林的理论,有了里昂惕夫之谜,他按照传统比较学理论,认为美国的出口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都是禀赋结构、要素结构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这已经不是新的理论了,而是解释增长的一般性理论。这个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要从要素上、从我们有怎样的教育状况 、怎样的供给侧状况、有何制度、有多少资本,来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思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思考如何克服差距,并最终实现发展和增长。

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有什么差别,这是理论的抽象性问题。英国早期也有像我国这样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时候,但是那时英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那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强大。大分流之后,出现了大批发展中国家。英国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的时候,1万美元的国发展中家就有了发展和追赶的问题。每个落后国家都面临增长问题,面临一般性的问题,但是一般性问题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在我看来,刘易斯模型是增长理论,而不是发展经济学。我们目前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可以应用刘易斯模型。早年,英国也可以用这个模型。马克思的模型就是一个无限劳动力模型,刘易斯的贡献是把发达国家市场一般均衡的场景结合起来,但是他讲的问题,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工资不变,马克思叫做必要劳动。欧洲以前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不属于发展中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落后国家,在刘易斯曲线上,我们一开始怎么就出现了一个现代部门,怎么就变成了二元经济?英国是因为发生了工业革命,产生了新的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可能依靠外资,可能是因为外资的投入产生了一个新的部门,劳动力开始转移,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工业化进程都要进行,工业化的增长是一般性的增长,每一个国的家增长,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若干问题。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仅仅在于资本、技术的来源——是自己创造的还是学习的,我后面要讲这些问题。

体制的问题也是这样,各国有各国的体制问题,还有传统、文化、政治因素的问题。但是,只有那些为了发展而采取的制度——当然有时候与国家的历史禀赋密切相关,但是要关注的是制度、体制如何在追赶中起到特殊的作用。比如,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落后国家也是市场经济,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否则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如果大家都平等竞争的话,为什么WTO会给发展中国家15年的保护,为什么当年有美国克拉克、德国李斯特的幼稚的工业理论?幼稚工业理论、外资理论,还有我接下来会讲的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怎么在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进行追赶,这些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抽象能力,要思考你在讨论什么,在讨论增长的问题还是发展的问题。并不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研究落后国家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刚才蔡昉教授和刘世锦教授谈到的基本不是发展经济学问题,而是增长理论的问题。他讲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出现贫困的情况下的一般性问题,但是,要研究有哪些特殊问题,要在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关系中探讨这些问题。

发展经济学有何特殊之处?我们要研究发展的要素。前面讲了增长要素,那么发展要素是什么?就是几个相对优势。落后国家处于劣势,怎么才能追上去?有三个可能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这个词专门用于劳动力问题,因此其他的优势只能说是相对优势。第二,相对优势非常重要,或称“后发优势”。因为是后发的,所以一开始没有知识和技术,但是发达国家有知识、有技术,要怎么利用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以及制度的支持,将其转移过来。用去年诺贝尔奖得主的话说,叫做“外溢”。本国知识在不同国家之间外溢,就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学到更多的知识——这不是专利,而是公共财富。落后国家,各方面的成本高,但是落后国家也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于知识,别人在研发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和学习,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快速地掌握前人的知识,以便取得真正的进步,进而缩短差距。我们的几十年发展就是走这条道路——中国创造的奇迹之一,不仅在于保持了40年的高增长,更在于短时间内缩小了差距,在于我们充分利用了知识外溢的渠道。现在美国在做什么,他们想卡死一切我们得到知识的渠道,外资问题、技术转移问题、华为的问题、学者不能自由交流的问题、美国大学不收中国留学生的问题等等,美国就是要切断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渠道。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证明我们的后发优势是对的。我们一开始派留学生、请外国教授、引进外资,这些都是知识传递的后发优势的重要渠道。最后,是本土优势。作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在本土市场上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人文渠道、文化等等特殊的优势,这是比较小、比较短期的优势。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哪一个更重要,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人非常强调比较优势,但是我认为,后发优势更重要,而且持续地重要。第一,比较优势可能只在初期起作用。我们还是一个人口大国,那些人口小国,人口红利的优势更用不了多久;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第二,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只是承认落后,长此以往,便可能只集中在落后产业当中。比如一些资源发达国家,为什么说资源是一个“诅咒”,它生产资源,结果总是在这个产业跳不出来,没有获得知识去发展其他产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优势也许能够说明我国前十年、前二十年的高增长,但是解释不了后二十年。后二十年,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包括华为、深圳华北北路,中国的学习模仿逐步接近前沿,支撑了后面的经济增长。我们一开始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打开渠道,然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前沿的因素起到了作用,提升了整个要素结构。而如果仅仅停留在比较优势上,就只是承认落后的现实,却不能进一步产生一些价值。而后发优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习,我们模仿,然后逐步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就体现了创新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走到今天,应该说是一个伟大成就了。我们不可能指望一天之内拥有创新能力,一些年轻学者和媒体总是指责中国的企业落后,但是模仿到今天,我们在产业中的地位逐步接近前沿,后发优势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omer的新增长理论,解释的是发达国家在均衡的基础上,为什么还能进一步增长。对于我们来说,要借助这样的理论来进行我们的发展理论研究,研究落后国家怎样成长。用这个理论审视我们过去的40年,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才说的增长理论的阶段,各个国家都一定会经历,从马尔萨斯陷阱到早期的剩余劳动力,到马克思,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再到后来的刘易斯拐点,讲的都是劳动力供给问题。刘易斯拐点之后,就有了一个经济模式转变的问题,然后进入新的创新增长周期。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要想增长,都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落后国家的特殊问题是,能不能真正走完这个过程,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有一二十年。第二个阶段,仍然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模仿、学习、引进。第二阶段应该说是后20年,这时,我们的科技产业有所发展,各个产业都在逐步接近前沿。第三阶段,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我们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现在基本没有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了,美国加征关税之后,我们就更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要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并且仍然要学习和模仿。华为给他们公司员工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要继续学习美国,不要被反美情绪所干扰”,这就是落后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应有心态,我们落后,就要好好学习。目前,我国落后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很低,而是我们的能力比较差。发展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跨国公司已经把市场占领了,一个弱小企业要想挤进市场是非常艰难的。一开始的问题是竞争能力不足,当你的竞争力提升时,其他的国家便会动用国家力量来打压你,这进一步证明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当然,这里也有政治问题。从历史上看,即便没有文化差异、没有政治问题,最后也会有修昔底德的冲突。反过来,这也说明发展经济学有多么重要,我们研究落后国家的增长有多么重要。

从历史教训中进行战略对策的思考,第一,要从发展阶段的高度加以思考;第二,需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美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打了百年贸易战,最后崛起,成为了超级大国。研究发展经济学,从发展的过程和历史进程来思考,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有很多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要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问题。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能够更多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学习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抽象法,第一,要知道历史上有哪些理论;第二,要把问题抽象开,分清什么是发展问题,什么是增长问题。差别是有具体结果的,这时候就要抽象。落后国家的问题还有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文化、政治的问题,或者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不足的问题,这都是需要自己发展的问题。另外,还有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特殊视角是“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

我就讲这些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谢谢!

编辑:杨菲;核稿:孙文凯